《评弹*随手炮——对谭五昌：一文的三点意见》
其一：
台湾新诗史的“代”的区隔，曾以“前行代”、“中生代”、“新生代（新世代）”、来划分。这里面固然有诗人出生年代的划归，更有一种观点是指其创作旺盛期和作品成熟期的划归。大致上是五、六十年代前活跃在诗坛上的诗人，都列入“前行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诗作、诗论者，一般列入“中生代”，八十年代后期之后始致力于诗创作或诗评论者，都一概列入“新生代”。
台湾诗人向明在2007年的一篇谈及台湾“中生代”诗人之成长的文章里是这样划分的：“自1949至1969年是台湾中生代诗人的“出生至成长的保育期”。再根据台湾张默所编「台湾现代诗编目」第九编诗人出生年表统计，自1949至1972年，即已有三百九十人之多。这些现今最多已五十八岁至四十岁左右的诗人，而今尚有作品发表者，顶多二十五人。而一直未曾中缀创作者“仅十二人左右”。
大陆方面的学者，如吴思敬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在《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一文中有提到：“中生代”在台湾诗坛的概念，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诗人。古继堂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在《台湾“青年诗人”的界定及研究》一文中也说:台湾诗坛对“青年诗人”的概念,有多种不同划分和称谓。有的称为“青年诗人”,有的称为“第三代、第四代诗人”,有的称为“新世代诗人”,有的称为“新生代诗人”,也有的称为“新锐诗人”等。而称之为“第三代、第四代诗人”的,则是包含着对台湾整个新诗人的断代划分内涵。大陆诗评家姜耕玉教授（世界华文诗歌研究所所长）也认为，所谓台湾“中生代”，大致指出生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成长于六七十年代的诗人，如简政珍、罗青、萧萧、张国治、苏绍连、李敏勇、陈义芝、白灵、冯青、席慕蓉、杜十三、向阳、焦桐等。这些诗人都是在台湾出生或幼儿时被父母带到台湾的，也被称为“战后时代诗人”。
对于偏重按出生年代来划归“断代”，台湾诗学研究方面也早有异议。杨宗翰（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博士）就曾指出：“字辈”断代法实在看不出此词究竟有何种文学史意义；二来总觉得这些采“民国”纪年、断代者颇类于时风俗潮下的又一场流行性感冒——吾既身强体健、又厌随俗从众，何必取之？
此次【陆】诗刊第三期台湾诗歌专稿选入的20多位台湾诗人中，除了陈克华，瓦历斯‧诺干，鸿鸿，李进文，严忠政，纪小样，紫鹃，唐捐、江文瑜几位在年龄段上尚可划归所谓的“中生代”，而实际上他们的创作旺盛期和作品成熟期大都在八、九十年代之后。如陈克华的第一本诗集《骑鲸少年》初版于1986年；李进文 1985年才开始写诗，甚至被称为“是《中国时报》与《联合报》这两大报诗奖造就的诗坛新秀”；严忠政的诗作《时差》首见于1998年的《台湾时报》副刊，1999年首获《台湾日报》“台中风华诗奖”评审奖；纪小样的大量成熟作品均发表于1997年之后，2008年出版的《青少年台湾文库Ⅱ－新诗读本 1》里，也把纪小样归类于“当代青年诗人”；唐捐获得第九届全国学生文学奖大专新诗组第一名是1989，2003年获得第五届五四奖——文学青年创作奖。而1961年出生的江文瑜，真正作为诗人身份出道是1996年10月的一首《失眠》（谭文中称“江文瑜是台湾‘中生代’中资历较深的一位诗人”。其实要准确的说“资历较深”，当指作为学者及女权主义的身份，而且是“她”而非谭文中的“他”）。由此可见，即使在年龄段上被归类于“中生代”，但他们也往往从创作旺盛期和作品成熟期这个角度被称为“新生代（新世代）诗人，如简政珍1989年8月发表在台湾《国文天地》的传记文章——《新世代诗人陈克华》；2006年11月在台湾举办的“太平洋诗歌节”，主办方在诗人简介里，也把陈克华、瓦历斯‧诺干列为“新生代诗人”。鸿鸿在台湾的诸多诗学评论里也归类于“新生代（新世代）诗人”。纪小样同样被收录于丁威仁的《台湾新世代诗人都市文本的空间想象初论》里。
【陆】诗刊第三期台湾诗歌专稿选入的20多位台湾诗人中，绝大部分诗人无论从年龄段划分抑或从创作旺盛期和作品成熟期划分，“新生代（新世代）”的元素比例极大，因此，谭文笼统地冠于“台湾‘中生代’诗人诗歌”（在后面的具体“诗人扫描”中甚至把1977年出生的陈思娴称为“走着后现代主义路线的“中生代”女诗人”）显然是极端不专业的，甚至是荒谬的。这种荒谬就如同将伊沙划归为“朦胧诗代”；把舒婷划归为“中间代”一样的荒谬。所幸的是，专稿版目后经仲义老师矫正为“台湾‘中生代’及‘新世代’诗人诗歌”。
其二：
对于谭文中对各位台湾诗人具体作品的评论，由于阅读角度和消化能力各不相同，我无意争议。不敢苟同的是，作为一个所谓的“新锐诗评家”，应该具备全面吸纳各种诗学理论的能力和胸怀。以一种“大陆诗歌干部”办讲座的语气，来品评政治语境、社会语境甚至诗学语境都不尽相同的台湾诗歌文本，显然态度是不够端正的。什么叫“表达的精确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瓦历斯‧诺干）”？瓦历斯‧诺干做为一名长期观察并争取原住民权益的泰雅族诗人来说，从题材与语言的使用上、形式和思想内容上表达出的原住民意识苏醒后对原住民处境的反思，其作品的社会功能方面，对于隔岸的我们怎么判断他的表达不够准确呢？
鸿鸿诗歌的强烈现实批判性是他的文本特质，甚至是艺术特色。我无法理解什么“减少一些外在的“火气”，则其艺术的穿透力会更为增强”。
其它类似“还需狠下一番功夫（李进文）”、“格局偏小、气象不够阔大（严忠政）”、“从诗艺层面进一步提纯自己的诗歌语言（纪小样）”、“对语言和诗艺的双重打磨是其今后应努力的方向（隐匿）”、“机智、空灵、超迈等品质较为匮乏，有待弥补（王宗仁）”、“完全满足于直接言说的欲望之中，无暇打磨词语（李长青）”、“在语言与意象方式的独到性与创造性方面还需大力提升（鲸向海）”、“一些散文化的倾向，在今后的写作中当加以克服与避免（颜艾琳）”等等，这种空泛的大陆式作文评语；甚至“习诗时间才三四年，所以尚处于学习与模仿阶段（袜子-13、暖暖）”这样的低级幼稚的推判出现在所谓“新锐诗评家”笔下，实在不敢恭维。不说治学不严谨，起码行文态度轻浮。
其三：
台湾诗人、诗评家向明这样看待台湾的现代诗歌：“相较于其它华文地区的诗人，无论在生存环境，所经遭遇，以及诗的历练上，都比较特别也相对的幸运；无论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要求上都相当的自由和受到尊重，既无政策的必须遵从，也无意识形态的特殊考量，更无市场竞争的压力。虽然仍不免有些因外来潮流引起小小的风浪，但都是从诗本身的改革出发，没有高悬的指针需要达致，更无要形成典型的重责大任，所以台湾的诗几乎是单纯的诗的流向，诗人们都在作自我追求、这是形成台湾诗的独特繁荣局面的最大原因。也是台湾诗文学发展比较轻松自在的地方，它是世界华文诗坛自我成长的华彩品种。”
正如所言,台湾现代诗歌“都是从诗本身的改革出发”，“几乎是单纯的诗的流向”，相较于大陆诗坛的山头林立，“派”“义”摇曳要“干净纯粹”得多，台湾现代诗歌更多的是在诗学创新上的追求和探索，特别是后现代的理论给台湾现代诗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某种意义上，这种创新、追求和探索，虽然未获得全面胜利的肯定，也大可不必全面否定式的一棍子打死。
然而，谭文中有这么一段评述：“后现代诗人或深受后现代思想与趣味熏陶的诗人，普遍对文字的神性丧失信心，却将文字视为诙谐调侃的工具，认为诙谐调侃也能产生思想，并认为诗仅仅是与人生调情之物，由此造就了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诗歌。他们往往沉迷于肆意调侃、大胆解构和对传统诗意的大面积背离与否决的“越界”快感之中。越界的诗很难再称之为诗，而作者的“诗人”身份便要接受读者（专业或业余）严格的重新认定，乃至严峻考验。”
由此，谭文断定“林德俊便是此种意义上的诗人，他的诗作追求外在的语言（词语）游戏与狂欢效果，必要的严肃的诗歌精神几乎消隐殆尽，文学奖对诗人来说，“只是/颁给我的狗一根骨头”。林德俊在后现代诗学趣味的写作实践中有失分寸，所以目前写出来的作品经不起严格推敲，希望他尽快对自己的写作状态加以大幅度的调整。”——这段文字作者从自己固有乃至固守的传统诗学概念的框架出发，几乎全面否定诗歌创作中的后现代技巧，更武断地剥夺后现代写作中的诗人身份。观点之迂腐，语言之“文革”，实在会让稍有了解或尝试后现代诗歌写作的两岸诗者跌破眼镜。
林德俊，1977年生于台湾台中，长居台北。政治大学社会学硕士。台湾艺术大学讲师。著有诗集《成人童诗》（九歌出版）、《乐善好诗》（远景出版），编有《保险箱里的星星：新世纪青年诗人十家》（尔雅出版）、《诗次元：诗路2001网络诗选》（与须文蔚合编）、台湾e世代情诗选《爱情五味》等。曾获乾坤诗奖首奖、林荣三文学奖新诗奖、优秀青年诗人奖、诗运奖、帝门艺评奖、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当代文化艺术发展与社会环境结合论文奖助、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学创作及出版补助等。由 EZ Studio协助商品化之《诗歌象棋：言与心的战争》作品获2008牯岭街书香创意市集暨台北诗歌节日用对象诗征件首奖。策划2003跨界游艺新诗对象展、“苹果日爆”、“乐善好诗”、“诗歌带着水族箱去旅行”等多项诗行动及展览。“得过社会学硕士学位的林德俊，他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周遭；他用童稚的眼光来描绘这个消化不良，处处像肠道阻塞的世界，确实是唯妙唯肖，契合得够精准的。”他“文字的语言更意象化些，想象的空间更巧妙些。林德俊在《成人童诗》一书的后记中有几句话说出了他这些诗的用心。他说：‘童’是一种视角、一种口吻、一种触觉。那不仅仅是简单与稚气，而是一种‘真’，一种最最绝对的直接。诗，最终的要求不就是要存真吗？ （向明）”。
林德俊本人在他的《诗的物境奇用》一文中谈到：关于诗的跨界这回事，总是一再地令求新求变的诗人和读者们热血沸腾，主题跨界、形式跨界、传播方式跨界…… 诗可以书写情欲、使用计算机符号、转化为歌为画为多媒体为超文本为行动艺术……从一九八○年代后现代诗在台湾正式浮出水面以来，甚至更久以前，诗早已一跨再跨，跨到了今天，诗人对所有一本正经走入轨道的感到厌烦，“非常地”不满意……
也就在谭文一挥而就的2009年8月1日，同日的台湾《联合时报》副刊发表了台湾“前行代”诗人向阳的一篇推荐林德俊诗集的文章。文章提到：林德俊“标志着台湾现代诗书写新旅程”；“诗人重新打造新的诗学，试图翻转我们对现代诗典律的依赖，破解已经在台湾现代诗史中被常识化的规则、神话以及定见，让我们看到（也摸到、触到、电到……）诗的无所不在，以及“在所不无”；“展现了异于旧有世纪的形式，翻转诗学，企图建构一个作／读者互文／互动的‘诗体’”； “展示出了二十一世纪台湾现代诗的新讯息，从形式到内容，都颠覆了二十世纪的作者与读者对诗的刻板想象。”；“跳脱旧形式、媒合新对象；颠覆旧思维、展现新美学，是林德俊这些诗作的价值所在。这是台湾现代诗的一个新的出发，诗可以那样写，诗也可以这样‘写’──从心象到物象，诗无所不在。”；“相异于 1980年代台湾现代诗的后现代寻索，林德俊开启的是二十一世纪台湾现代诗的后现代大成”；“一是对于大众、生活、世俗文化的强烈关注，其中杂揉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双重视焦；二是表现了对于新媒介的高度敏感，以及对于不同艺术类型的跨越、混合，形成文体杂揉、媒材混用的新的诗体；三是对于现代诗想象的突破，创意的产生不再只局限于文字，也展示于媒介的选择、形式的安排，以及透过谐拟、戏仿、翻拍所激发而出的虚拟意象。”
就是这样一位在台湾现代诗歌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新生代”重要诗人，被“隔岸观火”的“新锐诗评家”全盘否定，并“语重心长”地“希望他尽快对自己的写作状态加以大幅度的调整”。
当然，由于客观原因，大陆方面对台湾现代诗歌现状和发展态势难免有“不在现场”的隔阂感，品读和评论难免会“隔靴搔痒”或“指鹿为马”。但是，近年来，有相当多的台湾诗歌学术研讨会议都在大陆举办，而且近乎全着陆于大专院校领域。我纳闷的是，有着“近水得月”之便的谭教授，何以会如此有失偏颇乃至概念混乱、漏洞百出？
【陆】诗刊第三期台湾诗歌专稿是个非常好的刊点，这个创意在大陆诗歌民刊中也应该属匠心独运的。我实在是害怕谭文的一些失误之处引起对岸诗歌同胞对【陆】诗刊的误解！
最后。以台湾诗人向明真正语重心长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语，他说：希望大陆诗歌理论界有“一个以平等待我台湾诗人的开始。”！
相关链接：谭五昌：《台湾“中生代”诗人诗歌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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