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仰望的星空或许无用，或许真实——预读【陆】诗刊第三期台湾诗歌专稿之笔记》
台湾诗人向明在2007年的一篇谈及台湾“中生代”诗人之成长的文章里是这样划分的：“自1949至1969年是台湾中生代诗人的“出生至成长的保育期”。向明当时就认为台湾最有活力的现代诗歌写作，是从中生代的写作开始的。生于1940年代以后的这批诗人没有经历过台湾现代诗的发展时期，这使得他们反而不局限于某个诗歌团体的写作风格，实现了个人的独立发展。此次【陆】诗刊第三期台湾诗歌专稿选入的20多位台湾诗人中（除了陈克华，瓦历斯‧诺干，鸿鸿，李进文，严忠政，纪小样，紫鹃，唐捐、江文瑜几位在年龄段上尚可划归所谓的“中生代”，而实际上他们的创作旺盛期和作品成熟期大都在八、九十年代后。），绝大部分诗人无论从年龄段划分抑或从创作旺盛期和作品成熟期划分，“新世代（新生代）”的元素比例极大。70年代初期开始，当大陆诗坛还浸淫在伪浪漫主义创作中时，台湾诗坛却发生转型，“我们倒数等待的天光之后/接着才是要继续活下去的日子（张芳慈）”，现实主义渐渐取代现代主义而一跃成为诗歌创作主潮。其中，新世代诗人扮演了重要角色。诗人鸿鸿的一段话颇具有代表性：“诗人誓言发掘事物的隐密灵魂，但若对怵目惊心的现象与问题都视如不见或无力回应，其力量甚至比不上一行涂鸦标语，诗也终究只能如多数人（包括诗人自身）所认为的，不过是人生的装饰品而已。我不再妄想诗能纳进世界的一切脉络──纳得进又如何？退而希望诗能被纳入世界的脉络中。游戏只能赢得个人的自由，更多人的自由则需要战斗。我希望诗可以作为一种“对抗生活”的方式。至少，这是诗与世界正面相对的一刻。我等着看谁会被谁改变。”。
五十多年来台湾的现代诗歌创作中，走过一条曲曲折折的道路。甚至一些天份颇高的诗人，在富于创作中也无法摆脱虚无和艰涩的困扰。也正因为如此，台湾“中生代及新世代（新生代）”集体的在诗学创新上的追求和探索，特别是后现代的诗学理论和现实主义诗学观的结合，给台湾现代诗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某种意义上，这种创新、追求和探索，虽然未获得全面胜利的肯定，对大陆诗坛却大有借鉴学习的价值。
诗歌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总要或深或浅地打上社会、时代、民族、历史的烙印。由于政治语境、社会语境甚至诗学语境都不尽相同，大陆对台湾的诗歌创作、诗评乃至阅读会有一定的陌生和隔阂。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草菅台湾诗歌文本的理由。因为，作为精神产品，大陆和台湾诗歌都具有共同的一个属性，即对于人的情感世界的开挖和审美评价。
瓦历斯‧诺干的诗歌成就更侧重于他做为一名长期观察并争取原住民权益的泰雅族诗人的社会功能方面，此次入选的《告别一九九七》也可窥见一斑其从题材与语言的使用、形式和思想、内容表达方面对生存处境的反思。
阿芒的诗歌文本在后现代的技巧运用和古典诗韵的结合方面堪称水乳交融。那些类似绕口令的长句（不带标点符号的长达33个字符，几乎让大陆读者在阅读时产生窒息般的困惑）与短至一个字符的句子的交叉行进；以及上下行的叠句运用，细细品读，诗意就在韵律徊响和节奏中呈现出来。
鸿鸿诗歌的艺术穿透力就在于他文本的强烈现实批判性。《出师表》、《开门七件事》等作品的“外在的火气”也就是他的文本特质。
林德俊本人在他的《诗的物境奇用》一文中谈到：关于诗的跨界这回事，总是一再地令求新求变的诗人和读者们热血沸腾，主题跨界、形式跨界、传播方式跨界…… 诗可以书写情欲、使用计算机符号、转化为歌为画为多媒体为超文本为行动艺术……从一九八○年代后现代诗在台湾正式浮出水面以来，甚至更久以前，诗早已一跨再跨，跨到了今天，诗人对所有一本正经走入轨道的感到厌烦，“非常地”不满意……
不久前的台湾《联合时报》副刊发表了台湾“前行代”诗人向阳的一篇推荐林德俊诗集的文章。文章提到：林德俊“标志着台湾现代诗书写新旅程”；“诗人重新打造新的诗学，试图翻转我们对现代诗典律的依赖，破解已经在台湾现代诗史中被常识化的规则、神话以及定见，让我们看到（也摸到、触到、电到……）诗的无所不在，以及“在所不无”；“展现了异于旧有世纪的形式，翻转诗学，企图建构一个作／读者互文／互动的‘诗体’”；“展示出了二十一世纪台湾现代诗的新讯息，从形式到内容，都颠覆了二十世纪的作者与读者对诗的刻板想象。”；“跳脱旧形式、媒合新对象；颠覆旧思维、展现新美学，是林德俊这些诗作的价值所在。这是台湾现代诗的一个新的出发，诗可以那样写，诗也可以这样‘写’──从心象到物象，诗无所不在。”；“相异于1980年代台湾现代诗的后现代寻索，林德俊开启的是二十一世纪台湾现代诗的后现代大成”；“一是对于大众、生活、世俗文化的强烈关注，其中杂揉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双重视焦；二是表现了对于新媒介的高度敏感，以及对于不同艺术类型的跨越、混合，形成文体杂揉、媒材混用的新的诗体；三是对于现代诗想象的突破，创意的产生不再只局限于文字，也展示于媒介的选择、形式的安排，以及透过谐拟、戏仿、翻拍所激发而出的虚拟意象。”
读到林德俊的《我的文学奖》不禁让我会心一笑。记的2008年7月我也曾经写过一个类似的题材：《投.稿——厦门文学艺术奖》。
我很赞同严忠政所说的：“我并不信仰特定的语言风格，而是以不同的语言出入于移动的象限，出入于不同的主题。”。同理，袜子.13曾经针对她的作品《不要成为技艺纯熟的人》这样说到：“如果把诗歌当成一种艺术，《不要成为技艺纯熟的人》这首诗当然可以解释为我对诗歌技巧的态度，因为它也包含在“推翻所有一切固定的习惯和自以为是的观念” 这个最主要的概念之中。关于诗歌技巧，我个人认为，任何艺术技巧的学习都只是为了 “帮助表达”。技巧本身不是诗歌写作的目的。以我目前的写作状态，我当然有意识到自己使用技巧，那是第二层。强烈的 “情感表达需要” 是第一层，技巧只是帮助我把这个 “需要” 以更贴近我真实内心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一种方法。技巧所涉之范围，可能包括一种介入和看待事物或感觉的角度及方法，也包括修辞等文字技巧。广义而言，诗歌技巧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 “看待世界” 的方式。与其说学习诗歌技巧，倒不如说，我是在学习一种崭新的、看待世界万事万物的眼光和方法。一开始技巧的学习有其必要，但它的重点不在于写出修辞如何华美的诗歌，而是让我知道如何以一种迅速而切中要害的角度去表达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时间久了，它其实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化入身体的东西，那时候我可能不会再思考技巧的问题，而是一种自发性的爆发，和生命力有关。”
如此看来，我们真的不能说袜子.13及暖暖们“尚处于学习与模仿阶段”。从她们的诗歌文本中已经可以察觉她们意识到了什么，所以才会警惕成为技艺纯熟的人，她们是怕重复成为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向下延伸的惯性写作。
【陆】诗刊第三期台湾诗歌专稿是个非常好的刊点，在大陆诗歌民刊中也应该属匠心独运的。当然，由于客观原因，大陆方面对台湾现代诗歌现状和发展态势难免有“不在现场”的隔阂感，品读和评论难免会“隔靴搔痒”或“指鹿为马”。台湾诗人向明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希望大陆诗歌理论界有“一个以平等待我台湾诗人的开始。”所幸的是近年来，有相当多的台湾诗歌学术研讨会议都在大陆举办，这样的交流将越来越有助两岸诗歌界的切磋。就像李进文说的：（要）做什么工作就（要）会练成什么武功。
行文至此，我临窗仰望星空，“我看见了漫天无用的星星，高挂在更加无用也更加广阔的天空，毫不介意地照彻着灰色的大地，这时，我知道我需要的，正是坚持这样的无用，犹如旷世不变的星空永远悬挂在形同走卒的人类上方。（子梵梅：《卷首语》）”。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所谓的“无用”而对任何星辰有任何的轻谩。
2009-9-14凌晨2：10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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